庆历五年。
正月。
朝廷诏书下达，范仲淹接旨，叩谢圣恩。他看着诏书上的人事变动——罢参知政事，除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嘴角微微上扬，抬头仰望苍穹。从庆历三年九月天章阁君臣共谋庆历新政大计到今日，两年多的时间发生了太多是是非非。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官家，臣还是回到边境为您戍守边关吧！
范仲淹反复抚摸着诏书上的字，思绪被拉回到一年前的那次君臣详谈……
庆历四年。
四月。
范仲淹推行新政以来，反对官员不管有无政绩三年一升迁，减少公卿封爵、子嗣袭爵，罢黜无能的官员，限制官员人数减少朝廷俸禄开支，改革科举，对官员要定期考核，重新分配不公平的公田，减少百姓服役等一些改革措施得罪了太多官员、宗室。大家对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杜衍等参与推行新政的人早已恨之入骨，恨不得将其一网打尽。
范仲淹、韩琦等人时常因为朝政之事争吵，但初衷都是心系大宋，为国效力，毫无私心，所以不谈朝政时，他们身为君子互相敬重，私交很好，相互往来、赞美从不避嫌。
当年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判蔡州夏竦本来要晋升为户部尚书，充枢密使，因其心术不正被人弹劾，枢密使没当成，改知亳州。后来杜衍、范仲淹、富弼等人执政，占据了原本是他的位置，加上新政推行更让他升官受阻，因此对范仲淹等人心生怨恨。
不过他还有一位恨之入骨的人，就是写《庆历圣德颂》的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石介。石介在文中赞美范仲淹等主持新政之人，同时对夏竦大加斥责。由于此文传颂深远，连远在眉山天庆观北极院求学的苏轼都看了，在全国范围内对夏竦造成空前绝后的影响。因此他在家中为石介立了一个写有“夙世冤家”的牌位以提醒自己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这月的一天，他寄信给宦官蓝元震，说明原委。蓝元震在宋仁宗耳边吹风：“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称他们为四贤。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今一人结党十人，五六人就能结党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相互提挈，不到两三年的时间就会占据各重要位置，误朝迷国，以后谁还敢说话？挟恨报仇，有什么不能实施的？到时关系错综复杂，又从何处能察知呢？”
宋仁宗与范仲淹等人相识已久，不太相信蓝元震的话，但疑虑的种子已悄然种下。历朝历代皇帝最忌讳结党营私。这天，宋仁宗将范仲淹等执政大臣唤至身边，道：“自古以来小人多为朋党，难道也有君子结为朋党的吗？”
范仲淹心下一惊，宋仁宗突然问此事绝对不是一时兴起，政治敏感度使他察觉皇帝私下肯定听到了什么，神色坦然答道：“臣在边境时，见好战者自发结为朋党，而怯战者也自发结为朋党。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只要圣心明察，就算结成朋党做好事，对国家又有什么害处呢？”
欧阳修则写了一篇《朋党论》呈送御前，表明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贪慕禄利财货，当他们利益相同时暂时结为朋党，一旦见利相争，反而会相互残害，所以他们不是真朋党，而是伪朋党。君子则不然，他们信守道义忠信，爱惜名节，修身事国，同心共济，终始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作为人君，应当退小人的伪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则天下治矣。
朋党的问题自古有之且非常敏感，大多数人如果能绕走这个问题绝不会回答。宋仁宗没想到他们不但不回避，反而坦然论述，可见君子坦荡，暂时消除心中疑虑。
远在亳州的夏竦听闻使者传讯借蓝元震的手离间君臣的计策没有如愿，在家中恼羞成怒，一把将桌子推翻，桌上物品散落一地。
使者劝解道：“大人莫气，朝中大臣对范希文、富彦国等人积怨已久，早就想赶他们走了，不差咱们一家，咱们没成功，他家说不定也在另谋良计呢！我们等着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