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1929年，还是2019年，上海的房租都是死贵死贵的。
特别是在租界内，那真是寸土寸金，根据1930年的统计，占上海7%土地面积的租界，集中了上海45%的人口，其中人最多的是公共租界，上海31%的人都居住在那里。
当时公共租界的中区，一亩地能卖10万块大洋，与之相比北平的土地均价只是一亩地790大洋，价格差了一百多倍。
土地价格贵，房租自然也就贵，在1927年的时候，上海的租客甚至举行过大规模的集会，要求房东降低租金。
1929年，要想在租界内租一个小房间，每个月差不多需要20块大洋。这只是一个小房间，不是一套房。
比如家郭沫若先生刚刚到上海的时候还是个屌丝，所以他只能租了一间“亭子间”。
所谓的亭子间，就是一套房子里最差的那一间，这种房间一般位于处方的上面，阳台的下面，高度两米左右，面积五六个平方，冬寒夏热，一般都是堆放杂物，连佣人都不愿意住那里。
也正是因为房价实在是太贵了，所以闸北才会有那么多的贫民窟。老百姓用茅草、芦苇席、竹竿、木棍、黄泥搭建起了棚屋，作为栖身之处。
以陈强现在的收入，让他去租界里租房子，还真有些舍不得，普通的车夫交了份子钱后，一个月也就是赚20块大洋，陈强虽然靠着去码头拉外国人，可以多赚一些，但也绝对没有奢侈到去租界内租20块大洋的房间。
所以陈强最终还是决定在华界租个房间，华界的房租要比租界内便宜的多，那种有电灯、自来水的房子，一户的月租也就是10块大洋，一家人居住是足够了。
陈强这种单身狗，不需要去租一个整户，他只需要花5块大洋的月租，就能够在华界租到一个条件比较好的住处。
但是让陈强没想到的是，即便是他愿意掏租金，依旧很难租到房子。
因为他是个单身狗，旧上海的房租市场是歧视单身狗的。
当时的上海，三教九流聚集，什么样的人都有，很多人从外地来到上海，没有谋生的手段，只能做一些违法的勾当。
特别是单身狗，一个人了无牵挂，就更容易走上歪门邪道，男的很可能是小偷强盗，女的可能是做皮肉生意的。任何一个房东都不愿意将自己的房子租给这样的人。
相比之下有家眷的人，做违法勾当的概率就要低得多，一家人来到上海打听，部位自己着想，也得琢磨琢磨妻子儿女。这种拖家带口的人，反倒是比较容易租到房子。
陈强在上海无亲无故，也找不到个保人，租房的难度就更大了。即便是陈强愿意给钱，很多房东也不愿意把房子足跟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