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兵变的成功，主要和三个人有关，李建成、李元吉和李渊，其中的重中之重，其实是皇帝李渊。
俗话说的好，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
只要，李老二顺利的挟持或是杀掉李渊，再利用矫诏号令驻扎在京城的府军，李建成和李元吉哪怕一时侥幸逃脱了，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魏征那么聪明的脑袋瓜子，想方设法的东躲西藏，却终究被擒，就是鲜活的例子。
大明朝的靖难之役，其实和玄武门之变后的最高统治权更迭的逻辑伦理，如出一辙。
朱棣攻入南京，掌握了京城的中枢大权之后，因为江山还是掌握在朱重八的儿子手里，也就是说，肉依然烂在了锅里。
各地的文臣武将们，不管是忠于朱家也好，还是慑于燕军新胜的军威也罢，顺势投靠新主，没太大的毛病。
站在李中易的角度而言，《旧唐书》里的李渊，明显被污名化了。道理其实很简单，他如果真的那么无能，怎么可能肇基大唐呢？
李渊犯的两个最大的错误，一是优柔寡断，二是没有提防变生肘腋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既没有断然将李老二贬出京城，又没有彻底掌握住皇宫的宿卫部队，活该被关进太极宫和大安宫里苟延残喘。
和大明朝相比，野猪皮政权显然更野蛮、更落后、也更愚昧。但是，野猪皮入关前后，从老虏努尔哈赤开始，一直到乾隆的前半生，历代君主都非常善于总结汉人政权被颠覆的得失。
撇开民族意识不说，单单是野猪皮的三项正确举措，便基本上堵死了皇族宗室可能篡位的祸端。
其一是负责护卫皇宫安全的领侍卫内大臣，由上三旗中贵族充任，共有六名之多，他们轮流值宿守卫皇宫，其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可能独掌宫中的侍卫大权；
其二是，京城外的驻军，包括：丰台大营、密云大营以及京城里的步军统领（九门提督），都是皇帝心腹中的心腹。
其三是皇族宗室都被圈住于京城里，他们可以安享荣华富贵，却因手无兵权，根本不可能成事，只能混吃等死；
就在李中易专心研究古史之时，八百里加急军情急递，已经送入了开封城的政事堂。
范质的脸色一片铁青，仿佛是在研究上古的文物一般，目不转睛的盯着手里的急递战报，久久不语。
一旁等得异常焦急的杨炯，也顾不得什么礼节了，抬手便抽走了范质手里的急递战报。